汉由光武帝刘秀建立，历时年，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。东汉时期的政治经济、意识形态、社会风气较西汉发生了很大变化。著名史学家吕思勉说：“中国之文化，有一大转变，在乎两汉之间”。清赵翼的《廿二史札记》云“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，至东汉中兴，则诸将帅多有儒者气象，亦一时风会不同也”，注意到两汉开国者的不同风貌。余英时先生还由此阐述了两汉政权建立时社会背景的差异。
考古学上所能看到两汉之间文化上最显著的变化，是帝陵形制的不同。西汉十一陵中九座在渭北咸阳原上，二座在长安城东南。它们在地面有高大的覆斗形封土（霸陵除外），墓形为带四条墓道的亚字形，竖穴土坑木结构；陵园和陵墓东向；帝、后葬于同一个大陵园内，但往往各有自己的小陵园，即同茔异穴合葬。汉献帝禅陵之外的东汉十一座帝陵位于洛阳市境内，呈“南六北五”的分布格局；在北兆域的朱仓、大汉冢、二汉冢、刘家井和南兆域的高崖村、白草坡、寇店乡等处，都发现了帝陵级别的东汉大墓。经过多年的调查勘探并结合文献记载，基本可以确定东汉帝陵在地面有圆形封土，墓形为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方坑明券墓，砖石混合结构；陵园和陵墓南向；帝、后同穴合葬。韩国河先生已经注意到前后之间的差异，认为“这些都是‘汉制’的重大变化，一定隐藏了复杂的思想内涵。”
刘秀号称“中兴之主”，一再宣称自己继承了西汉皇帝的法统。西汉帝陵制度沿用了百余年之久，可谓成熟完备，为什么他却弃之不用？东汉帝陵的形制特征又来源于何处？这些都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。
一西汉帝陵形制被摒弃的原因
西汉继承了先秦“事死如死生”的观念[8]，盛行厚葬[9]。西汉帝陵的一整套做法集中代表了当时的厚葬风气。“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，天下贡赋三分之，一供宗庙，一供宾客，一充山陵”《晋书·索靖子綝传》，耗费惊人。地面封土巍峨如山，故称“山陵”；形如覆斗，又名“方上”。地下墓室被称为“方中”，“已穿筑为方城”[10]，开四门、四羡道；葬具有“梓宫”、“便房”和“黄肠题凑”。死者着金缕玉衣（玉匣）。随葬品五花八门，多金宝财物，乃至殉埋鸟兽生禽[11]。陵园规模宏大，陪葬坑（外藏椁）数量众多。陵墓的修建经年累月，劳师动众。茂陵的修筑达53年之久，待武帝下葬时陪葬品多得放不进去。汉成帝一度放弃修建了十年的延陵，改营昌陵，因卑为高，“取土东山，与谷同价”，搞得“百姓罢极，天下匮竭”[12]，民怨沸腾，最后不得不罢昌陵而重返延陵。
然而，厚葬并不能保障死者在地下世界安眠，反倒会成为盗掘活动的诱因，在动乱时尤甚。新莽之后战乱频仍，赤眉军入关后大肆掳掠，西汉诸陵几乎悉遭盗掘。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：“（建武二年）是月，赤眉焚西京宫室，发掘园陵，寇掠关中。”《后汉书·刘玄刘盆子列传》：“后二十余日，赤眉贪财物，复出大掠。城中粮食尽，遂收载珍宝，因大纵火烧宫室，引兵而西。……乃复还，发掘诸陵，取其宝货，遂污辱吕后尸，凡贼所发，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，故赤眉得多行淫秽。”“污辱吕后尸”应属夸大之辞，但正藏被洗劫，珍宝遭哄抢，可能确有其事。这是正史首次明确记载的对帝陵主墓的大规模盗掘，影响恶劣。墓主尸骨暴于野，现场一片狼藉，皇室颜面荡然无存。
事发当年，光武帝就命大司徒邓禹入长安，将十一帝神主迎回洛阳高庙供奉。建武五年又下诏修复西京园陵。西汉帝陵被盗掘的惨状，对光武帝震动很大，使他滋生了薄葬的念头，摒弃了代表厚葬风气的西汉制度。建武七年他下诏推行薄葬，“世以厚葬为德，薄终为鄙，至于富者奢僭，贫者单财，法令不能禁，礼义不能止，仓卒乃知其咎。其布告天下，令知忠臣、孝子、慈兄、悌弟薄葬送终之义”；二十六年初作寿陵时又说：“古者帝王之葬，皆陶人瓦器，木车茅马，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。太宗识终始之义，景帝能述遵孝道，遭天下反覆，而霸陵独完受其福，岂不美哉！令所制地不过二三顷，无为山陵，陂池裁令流水而已”（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）。“仓卒”、“天下反覆”均指莽末以来丧乱，可见赤眉盗墓令刘秀痛彻于心，念念不忘。厚葬不仅无益，效果还适得其反，那么它籍以实现的制度被废止便在情理之中。
西汉旧制，东汉统治者既不愿为，也不能为。长安先后被绿林、赤眉所破，宫室遭焚毁，帝都成丘墟，典章图籍散佚；西汉的典章制度无从传续。这在文献中多有反映。《后汉书·张纯列传》：“建武初，旧章多阙。”同书《侯霸列传》：“时无故典，朝廷又少旧臣。”《赵熹列传》：“自王莽篡乱，旧典不存。”《续汉书·礼仪志上》注引《谢承书》：“昔京师在长安时，其礼不可尽得闻也。”记载西汉帝陵形制的“兆域图”、“章程”之类工程图籍很可能没有保存下来。
与西汉初年布衣卿相之局不同，东汉的建立有赖豪族的支持，皇帝不能为所欲为[13]，中央集权的程度较西汉大为逊色，国家机器掌握的刑徒队伍的规模也有所不及[14]，这些都使东汉政权无法营建出西汉帝陵那样规模宏大的工程。
与西汉帝陵相比，东汉帝陵规模缩小，结构减省，随葬节俭，初具薄葬的特征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一、陵园面积缩小，设施简化。
阳陵以后的西汉帝陵均有大（外）、小（内）双重陵园，大陵园东西长—米，南北长—米，总面积—万平方米。帝陵陵园（小陵园）一般为方形，边长米左右。陵园均有垣墙，还有壕沟、门阙、徼道、神道等设施。东汉帝陵只有一重陵园，如朱仓M的陵园，平面呈方形，边长米，规模只相当于西汉的小陵园；陵园或筑垣墙，或以“行马”（木竹栅栏）代之；尚未发现门阙、徼道等遗迹。
二、封土尺寸变小，改方为圆。
西汉帝陵的覆斗形封土底部边长—米，高25—46.5米。东汉帝陵的封土直径为70—米[15]，测高为10—17米，仅与西汉诸侯王墓的坟丘规模略约相当[16]，外形上也采用了诸侯王以下级别西汉墓封土常见的圆形。
有学者将刘秀诏令中的“无为山陵”解释为不建西汉那种高大的覆斗形封土，只是让坟冢微微隆起如自然山丘状而已[17]。但诏令中明言“迭兴之后，亦无丘垄，使合古法”（《东观汉记》），且对霸陵推崇备至，遗诏有云“皆如孝文皇帝制度。”[18]所谓“古者帝王之葬”、“古法”就是三代不树不封之制；霸陵是西汉帝陵中唯一不起坟的[19]，这一点亦被考古发现所证实[20]；刘秀欲效仿霸陵不起坟的意图十分明显。原陵（大汉冢）的封土当为明帝所起，虽有违光武本意[21]，但目的是为了满足大型墓祭活动和“上陵礼”的需要[22]；同时折中调和，将外形改为级别较低的圆丘形，略合“邱垄且不欲其著明”的古义[23]。
三、砖石结构墓室，规模变小。
东汉帝陵用黄肠石垒砌成“题凑”，其内的墓室部分应用砖券。黄肠石的整治可能不比黄肠木省工，但砖便于塑造，廉价易得。砖石混构的墓室远较木构者牢固持久，可以二次打开，以便帝、后同穴合葬；丧葬所费远远小于西汉帝、后的同茔异穴合葬。
西汉帝陵“方中百步”（《汉旧仪》），地宫上口的边长可折算为.6米[24]；“深十二丈”[25]，即27.72米。东汉帝陵如朱仓M，“墓室东西长28.8、南北宽25、深6.7米”[26]，朱仓M“墓室长23、宽18—19、深8.2米”；墓室上口面积不到西汉帝陵的1/26。墓坑变小变浅，出土量不大，工程技术上没有开挖四出墓道的必要。
四、大量随葬瓦器。
东汉帝陵大量随葬瓦器，既是追慕三代，也为了效仿霸陵。光武帝在建武二十六年诏令中说“乃令陶人作瓦器。”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中随葬的瓦器种类齐全，有镫一、灶二、釜二、甑一、鼎十二、案九、大杯十六、小杯二十、饭槃十、酒樽二，包括以前用来标志身份的鼎、俎等礼器。
二南阳地方豪强墓的传统
《后汉书》、《东观汉记》、《帝王世纪》等文献所记东汉帝陵的墓形结构有土圹[27]、陵南羡门道（羡道）[28]、黄肠石题凑、便房[29]、藏房[30]、前堂、后堂[31]、石椁[32]、梓宫[33]。
陵南羡门道即南墓道，《后汉书礼仪志》记载许多葬仪都是围绕南墓道展开的。“羡道”有门，说明可启可闭，不同于覆土后无法再度开启的竖穴土坑木椁墓。
东汉开始用石材作题凑，仍名之曰“黄肠”。主治、验收黄肠石的官员有省椽（中兴省属官）、黄肠椽[34]。洛阳历年发现的黄肠石题刻有人名、次第、年月，以及广、厚、长的尺寸[35]。黄肠石为帝陵专用，帝陵之外的发现应属特赐。
便房在学界争议较大，有墓中前室[36]、棺室[37]、便木作成的内椁或棺房[38]、环绕棺房的凹字形内回廊[39]、题凑内的整个椁室诸说[40]，以回廊说的影响最大[41]。在西汉黄肠题凑墓里，棺房、椁房、题凑三者之间，一般都会形成内、外回廊，如象鼻嘴一号墓[42]、神居山一号墓[43]；而且回廊往往与前室相通。
藏房应为主室两旁的侧室或回廊。唐河县冯孺久墓的南主室、南侧室、北侧室门楣上分别刻“西方内门”、“南方”、“北方”[44]，“方”可通“房”，指墓内各室[45]。其南侧室门楣上还刻有“郁平大尹冯君孺久藏閤”。该墓侧室连通而成的凹字形回廊既叫“藏閤”，又名“方”（房），应即“藏房”。
前堂即墓内的前室，在汉代又叫“明堂”。后堂即墓内的主室，内置棺柩。
东汉帝、后同穴合葬[46]。《后汉书·樊宏列传》：“(建武）二十七年，卒。遗敕薄葬，……使与夫人同坟异臧。帝善其令，以书示百官，因曰：‘今不顺寿张侯意，无以彰其德。且吾万岁之后，欲以为式’。”可见光武帝很赞同这种合葬方式。所谓“同坟异臧”指同一个坟墓内有两个棺室，即双主室。
东汉帝陵虽然未经发掘，但经过调查勘探可知：“均为带一条南向墓道的‘甲’字形方坑明券墓，墓圹内收多级台阶。墓道宽度多在10米左右，长度在40米以上，墓室应为砖石混合结构的回廊型墓室。”[47]如朱仓M（图一：5）、M，被认为是顺帝宪陵和冲帝怀陵[48]。
1刘焉墓
2刘石墓
3刘尚墓
4刘崇墓
5朱仓M
图一东汉帝陵及诸侯王墓平面图
从东汉诸侯王墓也可以上推帝陵的形制，因为二者级别靠近，而且王墓往往模仿了帝陵。目前所见东汉诸侯王墓多为带一条墓道的砖石结构回廊墓，形制与帝陵十分接近。如定县北庄的中山简王刘焉墓（图一：1）[49]、临淄金岭镇的齐王刘石墓（图一：2）[50]、济宁肖王庄的任城孝王刘尚墓（图一：3）[51]、淮阳北关的陈顷王刘崇墓（图一：4）[52]。尤其是刘焉墓，由斜坡墓道、耳室、墓门、甬道、前室、主室、回廊组成方形砖室，砖室外又增筑一圈题凑石墙，石墙用方形石块垒砌，平面方形，边长20米；砖室券顶上再平铺三层石块。共用石材0余块，其上或有题字，为地名和工匠姓氏，包括25处汉代国名和郡县名，应即黄肠石。《后汉书·光武十王列传》记中山简王死时，窦太后等为之大修陵墓，“发常山、钜鹿、涿郡柏黄肠杂木，三郡不能备，复调余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数千人。凡征发摇动六州十八郡，制度余国莫及。”该墓应僭越使用了帝陵的制度。
东汉帝陵的这种形制，与西汉帝陵迥异；也不可能来源于西汉诸侯王墓。因为西汉诸侯王墓为崖洞墓或竖穴土（岩）坑木椁墓，而且没有王、后同穴合葬的形式。
西汉中晚期至新莽时期，平面回廊式的砖石结构墓主要分布在南阳地区和山东地区。山东地区如阳谷县吴楼一号墓[53]、平阴新屯一号墓[54]，墓主为列侯或豪强，有前室、东西二室和环绕四周的回廊，墓型相对简单。此类墓在山东地区发现较少，但在南阳地区却很集中，而且形制成熟、复杂，发展序列完整。
这时期南阳地区的高等级墓葬，绝大部分为砖石混构的画像石墓。年代属西汉中期偏晚的南阳县赵寨砖瓦厂墓（图二：1）[55]，墓室由一前室、一主室及并列的两侧室组成，尚无回廊，结构简单。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的如南阳县杨官寺墓（图二：2）[56]、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孺久墓（图二：3）、唐河针织厂墓（图二：4）[57]、唐河县电厂墓等（图二：5）[58]，墓室平面呈回字形，即由一前室、双主室、两侧室、一后室组成，侧室与后室连通成回廊，结构趋向复杂。并列双主室的结构，显然是为了满足夫妇同穴合葬的需要。
这些墓与东汉帝陵在形制上的前后发展演变关系十分明显。冯孺久墓主室的中柱上有“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始建国天凤五年”题记，大尹为王莽时职官，相当于太守。其他墓规模略小，墓主身份应是州郡高官或地方豪强。东汉政权是在南阳豪强地主集团的基础上建立的，东汉前期南阳籍官吏在朝中独占鳌头。刘秀建国后很维护对南阳章陵刘氏园陵的祭祀[59]，甚至他自己的丧事都由南阳人负责[60]，帝陵的墓形采用南阳地方豪强墓的传统是很自然的事。
俞伟超先生说：“南阳一带是东汉的‘帝乡’，显然东汉的诸侯王等墓形制度，正是继承了西汉末年南阳地区强宗豪右的墓形传统”[61]。王墓其实模仿帝陵，这句话已经暗示了东汉帝陵的墓形源自南阳。
1赵寨砖瓦厂墓
2杨官寺墓
3冯孺久墓
4唐河针织厂墓
5唐河电厂墓
图二西汉中晚期至新莽时期南阳地区画像石墓
三对周礼的追溯与恢复
南阳画像石墓大多座西朝东，有学者认为是继承了当地楚文化的遗俗[62]。东汉帝陵转为南向，另有其思想渊源。
西汉初年制度草创，几乎全承秦制。《史记·礼书》云：“至于高祖，光有四海。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，大抵皆袭秦故。自天子称号，下至佐僚及宫室、官名，少有变更。”不惟宫室百官，陵墓形制亦然。秦墓长期流行东西向墓型，从礼县、凤翔的秦公墓到咸阳的秦王陵，再到秦始皇帝陵，皆座西向东，东墓道最长且为主墓道。西汉“帝陵、后陵均为亚字形，座西面东，东、南、西、北四条墓道以东墓道为主墓道”[63]；已钻探清楚的长陵、阳陵、太上皇陵皆如此。
汉高祖素轻慢儒生。文、景时黄老之说流行，主清净无为。武帝立《五经》博士，为置弟子，开利禄之路，儒术由此兴起[64]。元帝好儒，儒生多被重用。西汉晚期私人教授之风普遍，经学思潮勃兴；强宗大姓的子弟常因经学入仕，士族悄然崛起；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，全社会推崇周礼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汉制中承袭自秦的内容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，朝野上下改革的呼声渐高，要求对宗庙、郊祀、陵墓制度全面变革，即变秦制而为周制。
宗庙方面，罢郡国庙，议宗庙迭毁礼制。战国晚期的秦王在渭南单独立庙，摆脱了传统的集中庙制[65]。西汉继承了这个特点，诸帝各有宗庙，立于陵旁，即蔡邕所说“汉承亡秦灭学之后，宗庙之制，不用周礼。每帝即（位）世，辄立一庙，不止于七，不列昭穆，不定迭毁。”除陵庙外，还为高祖、文帝（太宗）、武帝（世宗）在郡、国立庙[66]。元帝永光四年（前40年）下诏罢郡国庙，因其“不应古礼”。不久又下诏命群臣议宗庙之礼，迭毁之制。此后经多次反复，终于确定了祖、宗之位，昭、穆之序，以期合乎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等经传的大义。
郊祀方面，罢秦故祠，祭天、地于南、北郊。西汉初年的郊祀大体承袭秦制[67]。从文帝到武帝，在秦设立的祭天场所经常隆重地举行祭祀活动。武帝还增设了太一坛、泰畤、汾阴后土祠。西汉晚期郊祀制度发生转变，成帝接受匡衡的建议，把甘泉泰畤、河东后土祠徙置长安，分别定于南、北郊，并废弃了雍四畤、陈宝祠等秦始建的传统祭祀地点，理由是“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，非礼之所载术也”（《汉书·郊祀志》）。成帝晚年为子嗣故，又将它们大多恢复。平帝元始五年（公元5年），王莽奏请再度实施匡衡的旧议，并合祭天、地于南郊，以高帝、高后配。至此，秦故祠彻底被废。从西汉晚期祭祀地点反复的废、立过程中，可以看见整个郊祀系统是如何向儒家的经典学说一步步靠拢的。
陵墓方面，罢陵邑，减省外藏坑。如前所述，汉承秦制在帝陵制度上表现得很清楚，但到西汉晚期又起变化。元帝永光四年下诏指出以前徙民以奉园陵的种种弊端，依《大雅·民劳》中体恤下民劳苦之意，决定罢置陵邑。自秦始皇陵以来长期沿袭的陵邑制度从渭陵开始被废止。后来东汉章帝欲为原陵、显节陵起陵邑，东平宪王刘苍反对的理由之一就是“考之古法则不合”（《后汉书·光武十王列传》）。元帝崩，“乘舆车、牛、马、禽兽皆非礼，不宜以葬”（《汉书·成帝纪》）。考古勘探证实了这一点。西汉的外藏椁制度到武帝时发展至顶峰，茂陵的帝陵墓室周围呈放射性分布座外藏坑；在帝、后陵园外，茂陵大陵园内，还分布有座外藏坑[68]。然而从渭陵开始外藏坑大幅度减少，其帝陵陵园内仅发现8座，大陵园内仅有16座[69]。在哀帝义陵陵园内、帝陵陵园周围才发现17座[70]。至于平帝的康陵，仅在王皇后陵园内发现7座[71]。外藏制度不可避免地衰落了。到了东汉，厩、厨之类的陪葬转移到墓道的耳室内，外藏坑彻底消失。
王莽由儒生而皇帝，践行儒家理想，附会周礼，托古改制，在他统治时期陵园就有转为南向的迹象。他当权时修建的康陵陵园平面呈南北向纵长方形，四周有夯土园墙，仅在南墙中部有一门址，大陵园可能座北向南。但帝、后陵园均端门四达，主墓均墓道四出，总体上符合西汉帝陵的一般特征。西汉后四陵与其之前汉陵的共性是主要的，个性是次要的；与其之后东汉帝陵则相反。
《礼记·檀弓下》“葬于北方北首，三代之达礼也，之幽之故也。”考古发现证实周人墓葬确为头北足南的南北向。历年发掘的天马-曲村晋侯墓地、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、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、三门峡虢国墓地、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等姬周诸侯墓莫不如此。周人的这个传统甚至延续到战国时期，如韩王陵、燕王陵，以及辉县固围村大墓和洛阳金村大墓。死者头向北、陵墓朝向南的周礼，不同于死者头向西、陵墓朝向东的秦制。
东汉“为儒学最盛时代”[72]。光武少时曾往长安“受尚书”，好学问，“经学博览，政事文辨，前世无比”（《后汉书·马援列传》）；“每旦视朝，日仄乃罢。数引公卿、郎、将讲论经理，夜分乃寐”（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》）；“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，与光武意气相孚合”[73]。刘秀君臣对儒家经典中记载的、包括葬制在内的周礼，一定是熟知的。虽然属于迷信谶纬的今文经学派，与王莽所奉的古文经学有所不同，但在推崇周礼上并无二致。因此到东汉时陵墓转为南向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周礼。
秦汉帝陵从东向转为南向，是儒家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四对西汉陵寝建制的借鉴
西汉陵寝，承秦而来。《后汉书·祭祀志》：“古不墓祭，汉诸陵皆有园寝，承秦所为也。……秦始出寝，起于墓侧，汉因而弗改，故陵上称寝殿，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，古寝之意也。”
近年在秦始皇陵陵园内城西北部发现一处大型陵寝建筑遗址[74]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南北向长方形建筑群，南北长、东西宽米（图三：1）。东、西、北三侧有夯土墙垣，其内由中部的9条南北向连通的廊道，分割为九组东西对称的建筑群，靠南的第十院落与70年代发掘的寝殿连为一体，如此共同组成了十进院落（图三：2）。由于秦始皇陵以东墓道为主墓道，陵墓东向，所以可以说寝殿建筑群起于陵墓的左侧。
1秦始皇陵陵园平面图
2秦始皇陵陵寝建筑群
3茂陵、渭陵陵园平面图
图三秦与西汉帝陵陵园及建筑平面图
目前在西汉帝陵的陵园大都发现了陵寝类建筑[75]，如长陵、安陵的帝、后陵封土北的礼制建筑[76]，阳陵的位于帝陵陵园西南的3号建筑[77]，茂陵的位于帝陵陵园北侧的6、7号建筑（图三：3上），平陵的帝陵陵园北侧的1、2号建筑[78]，杜陵的帝陵陵园东南的礼制建筑[79]，渭陵的帝陵陵园北侧的4、5号建筑（图三：3下），延陵、义陵的帝陵陵园西北的礼制建筑[80]。这类建筑有以下特点：
一、陵寝建筑随年代早晚，从陵园内（长陵、安陵）转移到帝、后的陵园外（阳陵、茂陵、平陵、杜陵、渭陵、延陵、义陵）。长陵、安陵只有一重陵园，位于其中的陵寝建筑距封土较近，与秦始皇陵较为相似。
二、陵寝建筑大多位于封土或帝、后陵园的西北或北侧（长陵、安陵、茂陵、平陵、渭陵、延陵、义陵），这种布局直接继承了秦始皇陵陵寝建筑位于封土西北的传统，也可说位于陵墓的左侧（陵墓东向），属于常例。还有一种位于帝、后陵园的西南或东南（阳陵、杜陵），也可说位于陵墓的右侧，属于特例。
三、寝殿（园）在西，规模较大；便殿（园）在东，规模较小；二者大多位于帝、后陵园外北神道的东西两侧[81]。
四、钻探比较清楚的寝园，平面形状都为南北向纵长方形，寝殿台基位置靠近陵园，直接继承了秦始皇陵陵寝建筑的特点。
虽然东汉初年旧典无存，但西京园陵的地面礼制建筑还在。建武五年（公元29年），“诏修复西京园陵”（《后汉书光武帝纪》），此后经常举行祭祀活动[82]。当时的君臣对西汉帝陵陵寝建筑的布局以及形制结构是比较熟悉的，这就使将作大匠窦融在规划原陵陵园时，能够借鉴、参考之。目前在大汉冢、朱仓、白草坡东汉帝陵附近都发现了陵寝类建筑，其中朱仓陵园的建筑还经过发掘，相对清楚。东汉陵寝对西汉的制度有继承也有变通：
一、陵寝建筑位于陵园内、封土的东部或东北，由于陵墓南向，也可说位于陵墓的左侧。在相对位置关系上，恰似把西汉陵园顺时针方向旋转了90度。
朱仓M陵园的建筑遗址位于封土东侧，由西向东并列相接有西、中、东三组（图四：下）。西组为丁字形廊道，其南侧的1号夯土台基应为“石殿”。中组为2号夯土台基，四周有回廊和散水，性质为“寝殿”。东组的西侧院落由东、西两排房屋及中部的天井组成，应即“园省”；东侧院落可能是“园寺吏舍”[83]。朱仓M陵园的建筑遗址位于封土东侧，由西组的“寝殿”夯土台基和东组的“园寺吏舍”院落组成。大汉冢封土东侧发现大面积夯土及石板、鹅卵石[84]，可能是“石殿”；封土东北还有大型建筑群，平面略呈方形，包括了西南部呈横长方形的“寝殿”院落及其他建筑（图四：上）。白草坡帝陵封土的东北有大型建筑遗址群，其南部有夯土台基，北部房屋规模较小[85]。
图四东汉帝陵陵园平面图
二、寝园平面呈东西向横长方形，寝殿在西、园省在东。
寝园平面由南北向纵长方形转为东西向横长方形，寝殿、园省自西向东横列，还是因为陵园旋转了方向。“园省”象征“宫省”[86]，为陵园内后妃的生活区。守陵的宫人又名“诸陵贵人”[87]，要“随鼓漏理被枕，具盥水，陈严具”（《后汉书祭祀下》），象先君生前一般侍奉其灵魂。此制前朝已有，《汉书贡禹传》记载霍光安葬汉武帝，“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”。秦始皇陵的陵寝建筑群其实模仿了内宫之后寝，其南端的寝殿为“正寝”，北面的九进院落应居住着嫔妃宫人[88]。其中部9条南北向贯通的巷道就是“永巷”，即“宫中之长巷”[89]；九进院落内主体建筑的规模自北向南由小变大，说明居住者的身份等级也相应提高；秦自惠文王以来后妃自上而下就形成八个级别[90]，级别越高者在陵寝区所居的院落就越靠南。西汉陵寝中宫人的居处与之类似。东汉的“园省”相当于秦代西汉寝殿之后的附属建筑群。
三、在封土东侧设“石殿”以供祭祀，性质相当于西汉的陵庙。
“石殿”是用石材包砌或修饰的殿堂类建筑。在偃师市高龙乡逯寨村东汉大墓ⅠM1封土的东侧曾发现两块大型石构件[91]，可能是“石殿”的建材。汉魏洛阳故城西东汉墓园墓侧建筑的大型殿基F1，就用青石板、条包砌其各侧面及登道[92]。“石殿”的前身应为汉代宗族墓地的祠堂，这种祠堂很多为石结构，又被《水经注》称为“石祠”、“石堂”或“石庙”，年代最早的为山东汶上县的路公祠堂，时间为王莽天凤三年（公元16年）[93]。汉代祠堂又来源于陵庙，功能亦类似[94]。《古今注》记载殇帝康陵、质帝静陵无石殿，“因寝殿为庙”；而明帝显节陵、章帝敬陵、和帝慎陵、安帝恭陵、顺帝宪陵等有石殿的陵园就不存在这种情况；可见石殿的性质相当于陵庙；有时候被直呼为陵庙，如《后汉书皇后纪》：“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者，皆须时乃上。”原本用在朝廷和宗庙里的“钟虡”也被搬到陵园内[95]。东汉“上陵礼”源自豪强大族上墓祭祖的礼俗[96]，“石殿”可能源自南阳章陵的“园庙”，即墓园的祠堂。
东汉强化了对陵墓的祭祀，因此没有舍弃由秦始创、西汉沿袭的陵寝建制，而是加以改造，有所损益，以满足自身的需要。
五余论
综上所述，鉴于西汉帝陵被盗掘的惨痛事实，光武帝摒弃了代表厚葬风气的西汉帝陵制度，推行薄葬。在南阳豪强地主墓形的基础上，比附儒家经典中的周礼，创制了东汉帝陵的新形制。同时对西汉陵寝建筑制度也有所借鉴。
东汉帝陵的形制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。魏晋时期的陵墓均为带单一墓道的土洞或砖券洞室墓，凡有封土的均为圆丘形，南向成为主流。南向的意识甚至影响到更晚的唐宋明时期。
当然，东汉帝陵的形制并非一成不变。到东汉后期，大型砖室墓普遍流行前、中、后三室或前、后室之制[97]，三室（或二室）的两侧还往往带有耳室或侧室，墓主包括诸侯王、列侯，以及官秩两千石的郡守和地方豪右[98]。前期墓内的回廊，作为题凑制的历史遗痕，几近消失。帝陵的形制也应发生了类似的变化。被认为是少帝刘辩墓的偃师首阳山M89就是前后室砖墓[99]。近年发现的安阳曹操高陵、洛阳曹休墓，均为带单墓道的前后室及侧室的砖券墓[]，墓形基本上还是东汉陵墓形制的延续。只是到了西晋，这种多室砖墓才被单室的土洞或砖墓所取代，意味着汉制的终结和晋制的确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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